无论是未发之中,还是已发之中,其指向均是中乎道。
认识释奠礼,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必备的功课之一。后世帝王称其为文宣王,不过是顺应了学术界的普遍说法而已。
余读孔氏书,想见其为人。如今,每年9月28日孔子诞辰日,台北与台南市政府都会在当地孔庙举办释奠大礼,仪式参酌古制而有所变通,政府长官担任初献官,献牺牲,乐舞生八佾舞于廷,笙管雅乐,万人云集,盛况感人。明治维新之前,这里是幕府主导的祭孔活动的中心,日本社会崇尚儒学由此蔚然成风,儒学成为江户时代的国学。程颢、程颐视之为孔门传授心法之作。到明孝宗弘治十七年(1504),释奠礼由六佾升为八佾,笾豆等礼器的数目尽与天子等同。
东晋咸康元年(335),成帝讲《诗》通。到南齐武帝永明三年,立国学时,再次讨论释奠的礼乐。第4章紧承第3章中庸其至矣乎,强调行道有过与不及之别,均体现了中庸即中乎道,与第20章从容中道呼应。
第3、4、5小节显示,与率性相对的修道(即后文修身)有两个含义,即慎独和中节。③ 今以《中庸》第2-11章为例,说明中庸之中实指不偏于道,并无更多深意,既非寂静道体,亦不限发而中节: 上表揭示《中庸》第2-11章内部关联。这里的忿懥、恐惧、好乐、忧患均属于古人情的范畴,整段讲心受情欲支配,故身不得其正(包括行不得其正)[23]。君子修道而为,故修道为君子之事,对应于后面的诚之者、人之道(第20章)。
另一条以修身立德为核心,贯穿全书,认为最后部分至德才是全书归宿,前面各部分皆为铺垫。将未发之中理解为寂然不动,使这句话在全书没有着落,甚至在第1章内部也找不到上下文方面的关联。
朱子《大学章句》引程子以为,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句中的身当作心。正因为朱熹论为学工夫必以静为本,徐认为朱子所说的中和,与《中庸》上的原义,并不相应[22]。从文本出发来看,我认为全书33章(据朱熹《章句》分章)可大体分为如下四个部分: 第一部分:慎独(第1-11章),即时中、致和,亦即修道。全书真正的重心或不在于首章的中和,而是修道的问题,即后面讨论的君子之道、致诚之方及圣人之道。
若认识到古人著书并不一定以篇名代表主题,换个角度看《中庸》,将此书分为四个部分,其间有递进之关系,以最后一部分讲至德/圣德为主旨,因此此书的主旨并不是中庸,而是修身立德。事实上,从《大学》以诚于中解慎独[32]可以发现,第1章和第三部分都是围绕着如何修道、亦即修身这个问题而展开的。一以知为主,故曰明诚。至第12章以下,文本所讲的道包括:君子之道、圣人之道、天地之道、至诚之道、外内之道、人之道、天之道、古之道、修道、为道、违道、有道、无道、至道、达道、此道,等等。
[14] 喜怒哀乐未发之中,程颐释为在中,朱子释为里面,当源自本义内在。及其动也,事物交至,思虑萌焉,则七情迭用,各有攸主,其所谓和,是乃心之所以为用,感而遂通者也。
德之所以重要,是因为作者认为:一切外在的事功成就,皆为圣德(或称至德)自然而有的功效,即所谓不赏而民劝,不怒而民威于斧钺,君子笃恭而天下。[20] 朱熹編,《延平答问 延平李先生师弟子答问》(庚辰五月八日书),见《朱子全书》第13册,第322页。
取名为《中庸》只因为开头讲了中庸,而从全书看,讲中庸只是为了说明如何修道(修身)而已。鉴于第1章之义按朱熹等人极端重要,今将第1章内部结构及内在逻辑关系解析如下表: 上表将第1章分成5小节,可发现第1小节讲了两个道之后,第2小节特别地强调了道的重要——道者,不可须臾离也,这对应于全书第二部分的君子之道费而隐、第三部分的天之道、人之道、至诚之道及最后部分的圣人之道。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,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,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。[23] 我认为《大学》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针对身而言,包含行不得其正之义。第四部分在讲完仲尼、至圣、至诚之后,第33章即全书最后一章大量引《诗》,其中君子一词出现达7次之多,皆体现作者以君子修身立德、从而实现治平的中心思想。[26] 第20章在此分开依冯友兰《中国哲学史》(1931年初版),第418页。
朱子章句将时中理解为发而中节之中,中庸的词义就窄化了。事实上,将未发之中理解为过程,则两个层次均指向中道而行,这样才可以与第三部分诚明论述相接(兼自诚明与自诚明),并与第二、四部分的外在修身相呼应。
一直到清代以前,古人未将情、欲分开,以欲为情的一部分。《中庸或问》称中一名而有二义,一指在中,朱子又称不偏不倚,指未发之前,无所偏倚之名也。
第一部分为原始《论语》的佚文,第二部分才是子思所作的《中庸》。[1]然而朱子后学、宋人王柏却怀疑此说。
一方面,第1章盛赞中也者天下之大本等,是中之内在义,属静态。反过来,如果我们将修身立德作为全书的核心思想,就容易将全书贯穿起来。3、以中庸为《中庸》宗旨的困难 困难在于: ——自12章以来皆不讲中庸。如果第二部分就是朱子所谓散为万事,它如何体现了中庸则不得而知,至少文本上并无直接讲中。
这样一来,所谓结构前后不协调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,亦可映证徐复观所说的上下篇侧重虽不同,而在思想上实在是一贯的看法。这提示在《中庸》一书中,道比中更重要,不宜如朱熹将中理解为全书灵魂。
因此,圣德/至德才是修身的最高境界,而仲尼为圣德之理想典范。第二、四部分呼应,皆以立德为宗旨,属于外在修身。
〈正名〉说、故、喜、怒、哀、乐、爱、恶、欲以心异一句,表明荀子采取了与〈礼运〉七情类似的说法。[9] 徐复观,《中国人性论史 先秦篇》,第146页。
君子是修身的主体,没有君子来做,一切成空,故第27-29章极称君子,有所谓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,致广大而尽精微,极高明而道中庸,温故而知新,敦厚以崇礼。郭沂认为今本《中庸》除汉人杂入的文献外,由两部分构成。[22] 徐复观,《中国人性论史 先秦篇》,第128页。其见于经,则‘允执厥中者,尧之所以授舜也。
合而乱之,其出于小戴氏之手乎?彼不知古人著书未尝自名其篇目,凡题辞皆后人之所分识,徒见两篇之词义不同,遂从而参伍错综,成就其总题已。今将第12章以来中之出现汇列如下: 诚者不勉而中,不思而得,从容中道,圣人也。
也不讨论此书成书年代等问题。或王柏,《鲁斋集》卷5,商务本,第93页。
在朱子看来,未发之中见道之体,而已发之中见道之用。通过修身,确立达德、至德、圣德甚至天德(全书未出现圣德一词,但有德为圣人语,盛赞尧舜文武周公及孔子之德,据郑玄此书有昭明圣祖之德之意)。